难的是对几十万党项人的治理。
与散布在河陇地的那些零散党项部族不一样，夏州党项聚落当地，时日已久，且凝聚力较高，再经过拓跋李氏将近百年的经营，完全具备产生一个独立政权的基础。
只是有大汉这头猛虎在侧，生生地打断其独立的进程，甚至扼杀这种可能。要知道在正史上，哪怕面对是赵宋，西夏的建国也是经过半个多世纪与大宋的鏖战争锋，方才实现。
如今，针对初步收复的夏绥以及生存其间的党项人，刘皇帝首先要消灭的，就是其独立的可能，削弱定难军经营近百年的底蕴。
此前，在刘承祐的授意下，经过政事堂诸公的综合考虑，反复商讨，最终拿出了一套夏绥的善后办法以及治理策略。
基本上，是在国舅李业建议的框架下进行调整，那毕竟符合皇帝心意，也是朝廷收治夏州的最终目标。只是，不像李业所求的那般急切，一步到位。
然而，即便手段相对柔和，却有一则基本的底线，那就是党项人要真正纳入大的统治体系，要服从官府的管理，要向朝廷缴纳赋税。
有了这个前提，在其他事务上，商量的余地也就大了。党项人可以保留自己的风俗习俗，不需要强行推动改发易服，但是，大汉律法制度的推行，也是势在必行的。
为安抚党项人，朝廷也给予一定的优惠，比如三年之内，不收取任何赋税。各部党项人，仍旧允许其以部落的形式存在，尤其原首领管理，朝廷挑选恭顺朝廷者授予官职。党项人所依赖的青白盐，朝廷不直接剥夺，但会派盐监前去“指导”，同时加强党项人与汉人之间的贸易往来、经济联系。
总体而言，对于党项人，朝廷采取的绥靖政策，在稳定局面的基础上，逐步同化。绥靖的意义在后世已经变成了软弱、投降，为人所鄙弃，然而，其本意绝不是一味的退让与妥协，只是顾全大局的一种政策罢了。
魏仁溥这干宰臣，自是老成谋国，在大局抵定的情况下，不欲采取急切的政策与过激的手段，以免节外生枝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刘皇帝也理解，因而认同了他们的想法。当然，最主要的是，众臣深明皇帝吞并消化党项人的目标，也是朝着那个方向却努力。
有了这个认识，与刘皇帝达成共识，也就不难了。
相较之下，对于拓跋李氏，就不那么客气了，其三代以内，不论嫡旁系，悉数迁出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
经过商讨，决定将自李光睿以下的李氏族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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